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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已经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重要集聚地。截至2018年上半年，在沪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1574家，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达30%。上海外资法人银行、合资基金管理公司、外资保险公司均占内地总数的一半左右。新开发银行、全球清算对手方协会（CCP12）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（CIPS）等一批重要金融机构或组织落户上海。
信誉是要讲价格的，朱大户定价表里，10亿足够让他背叛合作伙伴180次。于是，撕毁当时签过的锁仓合约，朱大户出货了。朱大户走的那天夜里，海上没什么风浪，不少人看到他和几个人一起把一捆捆的麻袋搬到几艘小船上，里面装着的是4个亿的现金。吕梁从北京一路南下，质问朱大户为什么背叛他。朱大户脸不红心不跳，就说了一句:
六是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及社会影响等因素认定的其他情形。新京报评论称：重大违法退市制度所规定的前五类退市情形，基本都是针对信披造假，第六类或涵盖其他违法行为，但规定比较模糊。上述第六类情形应该拓展并进一步明晰，不妨修改为“有关人员被法院判决构成犯罪、上市公司损害重大公共利益”的情形，其涵义更为广泛，也直击痛点。
如果上述曝光被坐实，这将是汉芯事件后又一起以剽窃知识产权为手段，假冒自主创新成果的丑闻。与汉芯事件不同的是，红芯事件的伪创者不像汉芯事件的伪创者那样，将买来芯片上的logo（标识）小心打磨掉，再印刷上自己的logo，而是连“小心打磨”的工序都省了，或者说连除掉原来logo这样相对简单的创新也不做（做不出来？），直接就把带着原来logo的产品拿来用了，真是一点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。因为有汉芯事件在前，所以，红芯事件比之汉芯事件更不堪、更恶劣。
吕梁和工作室的小丁把康达尔操盘计划包装成一个“基金”项目，一起以15%的融资成本从北京一些不得了的人物那里拿了近4个亿，接了朱大户50%的仓位，开始了康达尔控盘之路。之后吕梁施展看家本领，在朋友方泉参与创办的《证券市场周刊》，用四篇文章预言牛市即将到来。在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，他附上了三只股票，其中一只就是康达尔。
今年3月沪深交易所发布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其中规定六种重大违法退市情形：一是上市公司IPO文件存在虚假陈述，被证监会认定构成欺诈发行，或被法院作出有罪生效判决；二是重组上市文件存在虚假陈述，被证监会认定构成欺诈发行；
